萬曆十五年

生平



朱翊鈞在位前十年，由於年幼，一切軍政大事均由張居正主持裁決，

實行了一條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社會經濟很大的發展，是為「萬曆中興」。

但張居正死後，朱翊鈞因身體狀況不佳，逐漸暴露出其人性黑暗的一面，

開始沉湎於酒色之中（一說是染上鴉片煙癮）。後因立太子之事與內閣爭執長達十餘年，

最後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

以至於朱翊鈞在位中期以後方入中樞的廷臣不知皇帝長相如何。



雖然朱翊鈞在內政行為可謂荒唐，

但是對外仍保持幹練的本貌。

他遣兵調將，平定播州（遵義）楊應龍之亂、寧夏哱拜之亂、

日本豐臣秀吉侵略朝鮮的壬辰倭亂以及東北大片地區（奴兒干都司），

維護了明朝的統一狀態，並粉碎了日本侵略朝鮮的野心。

不過他派宦官以勘礦、採礦為名去江南搜刮民脂民膏，百姓怨聲載道，

又使明朝政治腐敗到極點。此時東北女真族努爾哈赤興起，成為日後中原帝國的隱患。

1619年，遼東軍區司令官楊鎬四路進攻後金，在薩爾滸大敗，

死四萬餘人，開原、鐵嶺淪陷，北京震動。朱翊鈞用熊廷弼守遼東，屯兵築城，

才將遼東局勢扭轉。

不過朱翊鈞的三十年「斷頭政治」，連「票擬」、「硃批」都已經完全停止，

即使軍事科技領先當代、農業技術明顯優於前朝，

但是明朝行政已長年陷於癱瘓、民間貧富極度不均、金融亂無法度，

最後連農民的生活亦不得溫飽。



朱翊鈞在薩爾滸戰役的次年（1620）逝世。

《明史·神宗本紀》：「故論考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趙翼《廿二史劄記·萬曆中礦稅之害》：「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

清高宗乾隆在《明長陵神功聖德碑》中則道：「明之亡非亡於流寇，而亡於神宗之荒唐

，及天啟時閹宦之專橫，大臣志在祿位金錢，百官專務鑽營阿諛。

及思宗即位，逆閹雖誅，而天下之勢，已如河決不可復塞，魚爛不可復收矣。

而又苛察太甚，人懷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無告，故相聚為盜，闖賊乘之，而明社遂屋。

嗚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懼哉？」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一書將萬曆皇帝的荒怠，

聯繫到萬曆皇帝與文官群體在「立儲之爭」觀念上的對抗。

怠政則是萬曆皇帝對文官集團的一種報復。

黃仁宇說：「他（即萬曆皇帝）身上的巨大變化發生在什麼時候，

沒有人可以做出確切的答復。

但是追溯皇位繼承問題的發生，以及一連串使皇帝感到大為不快的問題的出現，

那麼1587年丁亥，即萬曆十五年，可以作為一條界線。這一年表面上並無重大的動蕩，

但是對本朝的歷史卻有它特別重要之處。」



但若站在心理學的角度，

朱翊鈞的這種怠政也可以被理解為習得性失助或憂鬱症的臨床表現。



在《萬曆十五年》文末總結，「1587年，是為萬曆15年，歲次丁亥，

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

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

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

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

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裡作悲劇性的結束。

萬曆丁亥年的年鑑，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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